汶川地震后，城市化战略应该反思了

　　 再次看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国内著名农村研究学者贺雪峰在《南方周末》（2008-5-15日）发表的文章：反对积极城市化战略。认真阅读，很受启发。
　　他在文章中的观点我很是赞同。其中谈到我国目前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忽视顺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人为制造城市化。而现在大部分农民大部分进城之后，出现了“种地无田、就业无职、社保无份”，反而成了社会不安定分子。
　　 但是他谈到了是由于国家或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城市化似乎就成了现代化的惟一标准，文章中多强调了农民被动城市化的方面。其实目前在农村许多农民自身也是对进入城市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和需求的。他们觉得城市高楼大厦豪华气派，生活体面、便利。但觉得就是自己没有钱，如果有钱他们也会选择住在农村的。从当前许多农民对子女教育的目的也可以看出，“不要再回农村了，一辈子跟在牛屁股后面刨黄土。”
　　 农民的思想好像也不再是曾经那种对农村和土地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和眷恋了， 更多的表现出无奈和厌恶——撒尿也不会朝自己从小长大的农村所在的方向。在贺雪峰的《乡土中国》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也许很诧异，农民他们为何就有这些想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更多的展现给农民的就是城市、婚外情、高楼和轿车。而《乡村爱情》和《喜耕田的故事》类似农村电视剧少之又少。在农村娱乐活动较少的条件下，电视就是最好的娱乐方式。在这样的外在刺激下，农民自己好像就被“洗脑”了，觉得城市除了空气不好之外什么都好，然后告诉子女：“好好读书，将来把家里人接出去。”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也就更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回农村有何前途？在城市里即使一个月收入仅够勉强生活，成为城市新“底层”，他们好像也觉得体面。回到农村后，乡亲们羡慕的问候道：“回来了，在外面干事就是好啊。”
　　 传媒和教育使一部分农民对自己被城市化深切认同。还有大部分农民子女在不能接受高等教育之外，他们也会通过打工的方式进入一个与农村的生活方式、生存规则、社会秩序等等完全不同的环境的空间里。所以，打工的经历就逐渐成了目前转型期中国农民社会化的重要阶段，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被城市化了，城市几乎就是当前农村的范本，农村青年出去打工几乎更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化经历。当然，巧舌如簧的一些学者还会说，这是他们逐步步入现代化的必要选择。否则，会出现英国土著受邀到伦敦市去仅仅穿着内裤一样。
　　即使是纯粹的农村，如江西婺源号称中国第一村，还要被整容为全国乡村旅游名地，让更多旅游者通过行为污染当地农村。农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整个思想被颠覆了，什么“土地是命根子，大地是母亲啊”，几乎都没有感觉了。
　　不过说来说去，农民原来对乡村生活的深厚感情和思想意识被革命性的颠覆了。可是，这到底是谁作用的结果？说传媒吧，农民又没有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和什么电视台台长。说电视剧吧，农民更不可能是编剧、导演或演员。制定和修改关于农民自由流动的政策制度的也不是居住在农村的农民。
　　 所以说，这些都是具有制度设计权力和话语权的圈子里的人来积极推动城市化的结果，在他们眼里，城市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农村人口少一些，农业种植结构也不再占经济结构的主要成分。更有效的手段就是用强权征地，当年建国前后，实现耕者有其田，再到土地改革，农民很高兴，也非常感激给自己土地的人。现在，人家要回去，态度也不是当年给予的那种为民做主的友善，而是强征强买。与此结伴而行的是学术界里的人说：“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以城市化‘化’掉农民。”持有这样言论的学者还能在学术圈子里继续混，很不容易，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自信啊。然后，别墅、高尔夫球场、科技产业园、大学城，如同“雨后春笋”，不，是一座座金山拔地而起，无不让人垂涎三尺。这样，政府的财政收入滚滚向前，农民拿到可怜的补贴，沾沾自喜，即使是敢怒也不敢言。学术界研究，当前80%的上(shang)访都和土地征用有关。那么，这80%的上(shang)访最后又是多少比例的农民获得本应得到的补偿？
　　 现在，重庆和成都自从贴上了“全国城乡改革一体化试验区”的标签之后，就大力鼓励农民进城买房，雄心勃勃地要把城市化率从47%提升到70%。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目前相当脆弱，这样的试验区就胆敢把大部分农民拉到城市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式的城市化思维不知道适合不适合这种现象？正如贺雪峰文章中所说的，本来农民在农村就可以自我产出，自我消费，在经营好自己的农村内产业之后，也可以进入城市打工获取收入。来来回回，本来是很好的选择。现在非要让农民全部进城，可是所有的农民进城都来靠捡垃圾、扫大街和搬砖块来生活吗？2050年前后，中国人口达到峰值，在城市里又有多少岗位提供给进城的农民？
　　当前世行副行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具有传奇色彩的林毅夫先生是国内外研究农业经济学的著名人士，他的言论是：中国由于人口问题在短时间难以减少，就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以家庭联产承包的耕地制度，更能适合当前现状。因为，小农生产的耕地制度具有一定社会保障作用，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稳定器。
　　 上述考虑还是在和和平年代和平平安安的时期，如果城市化程度提高，达到70%，除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聚集在不断扩大钢筋水泥森林里面，别无选择。最后让人不得不可怕的是所有的人都要吃、喝、拉、撒、住、用、行……等无限欲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也许会发现，摧毁一个城市太容易了，只要让水、电、气稍微出毛病，整个城市就可能会瘫痪。因为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捆绑在一起了，城市的整个生命系统其实非常脆弱，触一发而动全身。
　　这次的汶川大地震可谓是人间大悲剧，据保守估计有5万死亡。而八级强地震发生的区域其实还是四川中部偏北的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口不是很稠密，分布在山区广大农村里。假如地震发生在西部强市成都或重庆呢？
　　 有这样的想法是罪恶和可耻的，但是在天灾面前，它可不管你是否为经济发达或不发达、人口稠密或不稠密的区域。反正，它心情不好了，憋得慌，想震就震了。假如真在城市，积极推动城市化者的劳动成果——高楼大厦、豪宅别墅化作废墟岂不损失惨重？1976的唐山，不正是城市吗？
　　 无论如何，不管是从和平年代的资源长远利用和中国可持续发展来看，还是从不和平年代城市安全角度来考虑，推动城市化战略，还真得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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