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三国演义》，一段“桃园结义”，将“义”字，由抽象的理念化为形象的具体。刘、关、张，三结义；异姓人，亲兄弟；同患难，共富贵；相扶携，创伟业。这一人间史话，其覆盖之辽阔、影响之深远，真可谓：前无去者，后无来人。
　　都知道，《三国演义》七实三虚。史书上没“桃园结义”的记载，想必是《三国演义》作者的杜撰。然而，这三姓之人的“恩若兄弟”，却是载入史书的。《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在刘备乡里聚合徒众时，关羽、张飞就已投其门下。刘备后为平原相，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侍立终日”的君臣关系，并不影响其“恩若兄弟”的友情实质。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第一回，就是“宴桃园豪众三结义”。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描写的是：东汉末年，朝政腐败，连年灾荒，使得民不聊生。刘备、张飞、关羽，欲共同干一番事业。情投意合之下，在桃园三人焚香礼拜，祭告天地，结成异姓手足。此后的岁月之中，三人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终于开创了蜀汉基业。
　　刘备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毕竟个人能力有限，文不足安邦治国，武不能冲锋陷阵。关羽、张飞两人皆是一介武夫，虽骁勇善战，在乱世中混一个出身易，成一番事业难。然而，三人一结义，就相得益彰了。刘备的“仁”，关羽的“忠”，张飞的“勇”，在“义”的旗帜下组合起来，再加上诸葛亮的“智”，就几乎完美无缺了，简直具备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内涵，成了至德要道。这就为开创蜀汉基业，备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蜀汉基业的创立与“桃园结义”息息相关，这即使有些牵强附会，但也不乏立论的理由。一幅“三英战吕布”的画面，就真实地再现了这一组合的意义所在。一人不行，三人齐上，固然不能取胜，也能立于不败。打仗如此，鼎立也如此吧？
　　之所以说“成也桃园结义”，有以下理由：
　　一、 结义实现了优化组合，形成了优劣互补。
　　刘备是个政治家，有远大抱负的人。“青梅煮酒论英雄”中，一代枭雄曹操没看走眼。在西汉政权处于没落之际，各处烽烟四起，形成了逐鹿中原之势；诸多豪强拥兵自重，各自拨弄着自己的小算盘。数起来，也就是曹操与刘备有雄心壮志，欲成就大事业。可是，刘备个人能力是无法与曹操比拟的，文乏安邦治国之策，武缺驰骋疆场之能。他的长处，在于“仁”，正如《三国志》所评价的：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尽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关羽、张飞均有武才。虽说关羽也有灯下掩卷的嗜好，比之张飞较高一筹，但也是侧重于武学，以及那为人处事之术，而没那治国之道。偏偏这两人又有政治取向，不甘于只做一武夫，也就有了与刘备的一见倾心，一拍即合。
　　桃园结义，关、张以刘备的政治主张为旗帜，则名正而言顺、而行端；刘备得关、张的超群武艺为倚仗，则言可行、行可果。这，无疑是一极佳的组合，也为事业的腾飞，备下了基础。
　　正是有了桃园结义，虽说前期刘备颠沛流离，成不了气候，但也是有惊无险，颇有名声。到了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就走上了正途。而赤壁之战后，据荆州，取益州，就形成了三国鼎立之势。
　　二、结义实现了权利中心，形成了核心力量。
　　桃园结义，将异姓之人变为亲如兄弟，形成了休戚与共的整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刘备、关羽、张飞生死与共的友谊，使得三人在蜀汉基业的建立与健全中，起到了三位一体的作用，形成了权利的中心。
　　诸葛亮的加入，以及赵云、马超、黄忠的加入，只能是以个体的形式，依附于这一核心的。尽管这些人的文韬武略，绝不逊于刘、关、张，但是只能是处于散布状态，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这固然有君臣之道的固守，或许有那传统道德观念的作祟，但事实上也是难抗衡的。
　　诸葛亮身为军师、丞相，可为一人之上、万人之上，本可以驾驭关、张。但鉴于关、张与刘备的君臣一体的特殊关系，他只能网开一面，安抚大于斥责，命令少与恳请。就关羽华容道私放曹操一事，他只能自嘲：已在意料之中。试想，关羽败走麦城，若不被擒，而是回到了蜀地，那么他能演一出“挥泪斩关羽”吗？
　　诸葛亮尚且如此，何况赵、马、黄诸人？论起赵云雄雄虎胆、马超赫赫地位，黄忠彪彪战绩，丝毫不逊关羽、张飞，刘备可以笼之以高官厚禄，但总没关、张的深信亲近。可以说，圈子只在桃园结义，内外始终有别。也正因为此，蜀汉政权是以桃园结义为核心的，排除了异己结党成患的可能。这一点，是刘备权利集中的保障。
　　至于，“败也桃园结义”，也有以下理由：
　　一、 狭隘的“义”气，缺乏了“法”的制约，纵容了性格使然。
　　在早期，刘备拥有了徐州时，吕布兵败来投奔。只因张飞嫉恨吕布，出言不逊，又无故责难 ，导致徐州被吕布所占。这本是刘备幸而得来的一方土地，本可以苦心经营，谋个发展的资本，竟这般轻易失去。对于肇事者的张飞，别说没个处罚，连个轻责也无。这，不能不说是个以“义”代“法”的事例。
　　关羽在驻守荆州时，由于“骄”字作怪，只图魏的疆土，忽视吴的偷袭。结果，大意失荆州，兵败走麦城。自己丢了性命不说，也失去了进军中原的战略重地。他作为驻守一方的大员，虽说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利；可是，如此重大的举措，没报知刘备、诸葛亮，就擅自行动，实为有恃无恐之举。这缘由当追溯到“结义”的根子上。
　　至于，随后而来的张飞之死、刘备之死，虽成全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一段佳话，但不能不说是弱蜀雪上加霜的取败之道。
　　二、狭隘的“义”气，导致了本末倒置，危害了千秋大业。
　　在魏、蜀、吴的鼎立中，三国的实力是悬殊巨大的。魏占了天下十分之七八的土地，无论人口、兵力，还是财力，都遥遥领先于蜀、吴两国。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已剖析了这一天下大势，而蜀的取胜之道唯有联吴抗魏。
　　赤壁之战，三国鼎立，正是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结果。而以弱蜀抗强魏，要完成恢复汉室的大业，也就必须遵循这一既定方针。虽说蜀、吴在荆州的归属上有矛盾，但宜求大同存小异，联合抗魏。尽管，荆州失落，关羽遇难，蜀、吴的矛盾激化了，已形成了大动干戈的态势。但在这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是极需理智战胜感情的。假如能尽弃前嫌，重修旧好，当是首选。即使那暂且放下，容后解决，也比那两虎相斗为佳。蜀、吴再战，两败俱伤，只会便宜了那坐山观虎斗的魏国。
　　对此，文有诸葛亮，武有赵云，以及那朝廷的百官，均不赞同伐吴。偏偏是刘备死认那报仇之事，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去做那大损基业的蠢事。对此，魏文帝曹丕诏问群臣：“刘备是否会出兵伐吴，为关羽报仇？”侍中刘晔回答说：“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被杀害，如果刘备不能为他报仇，对关羽的恩义就不算全始全终了。”（《三国志·刘晔传》）
　　毫无疑义，刘备为顾小“义”而弃 大“业”，倾全国之力，率大军伐吴。结果大败，自己也病死白帝城。这一战事，不但大伤了蜀的元气，也使联吴抗魏成了一句空话。从此，蜀将独力对魏，路漫漫其修远了。虽诸葛亮鞠躬尽瘁，七出祁山，但一事无成，只博得个泪沾襟了。
　　
　　每每掩卷深思，感叹这桃园结义的是是非非，悟得这“成也桃园结义，败也桃园结义”一语。是的，桃园结义，将个“义”字，大大地书写在覆盖神州大地的蓝天上，引发了多少慷慨激昂的回肠荡气之歌，但又留下了多少泪血裂心的扼腕叹息之气呀！
　　痛哉，悲哉，桃园三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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