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乃《南方周末》所约，后感觉话题太敏感，未能见报。转投其兄弟《南方都市报》，亦未能见报。后在二者的省外兄弟《云南信息报》上刊登。）
　　
　　虚构的许三多红透了电视银屏，而世间的谢万礼即将等待法律的严惩。他们都曾是出身贫寒农家的军人。
　　因饰演许三多而声名大噪的王宝强前不久被推选为河北邢台市的政协委员，而他的老乡，河北廊坊的谢万礼因越狱刚被抓获。更早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老乡，河北阜平-----西柏坡所在地的崔英杰，因在北京摆小摊被查处而挥刀刺死了城管队副队长而被判处死缓。
　　王宝强、谢万礼、崔英杰，三位生活在京畿之地的农家孩子，出身相似而命运迥异。王宝强饰演的许三多属于艺术，而谢、崔二人是真实的退伍军人。他们的命运差异，是否能用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来解释？
　　和许三多一样，谢万礼和崔英杰都是从农村入伍，他们当年都有着绚丽的人生梦，他们也曾奋斗过拼搏过，否则他们不可能被评为“优秀士兵”。那么是什么让优秀士兵变成罪犯呢？从宿命的角度解释，只能说是命运的无常。可这无常之中，却有着我们不能回避的沉重现实。
　　考大学和当兵，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两大途径，电视中的许三多父亲巴结部队来选兵的军人目的即如此，谢万礼、崔英杰当年入伍的初衷应当也是如此。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是许三多超好的运气，从新兵开始，到最后成为特种兵一员，他几乎都是彩票的中奖者，在即将被淘汰的悬崖边，命运总能出现转机。而银屏外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所有当兵的农家子弟有许三多的好运气，比如谢万礼和崔英杰，虽然表现优秀，仍不免于退伍回农村的结局。这不能怨命运，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兵，能上军校提干或转士官的毕竟是少数。
　　回到农村的谢万礼和崔英杰。还得生活下去。但他们和同龄人比，几年的军旅生涯，带给他们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是劣势。在固土于民的人民公社时期，从部队队伍回乡的农家子弟是精英，他们见多识广，他们也许入了党，在一群没出过远门的同龄人中，他们显得更能干，也是社队干部的当然人选。可自从改革开放以后，这一优势正被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稀释。那些在他们当兵时而去打工的伙伴，也许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等谢万礼、崔英杰退伍回乡时，会像许三多曾经逃出特种兵训练营那样无所适从，和同龄人的差距已经拉下。
　　可以说，建国近六十年，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农村退伍军人问题如此突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全社会不重视这个问题，而是社会的变化使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单位体制的衰微，农村人口的大量进城，使过去那种部队军事化管理和社会准军事化管理的对接关系被打破，回到农村的退伍兵，比他们的前辈有着更多的失落。人总是在与身边的人比较而进行自我认知的，在30年前，退伍回家的农村兵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面对的是同村人的艳羡，他们在择偶方面都有优先权。而今天退伍兵回村，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也许是青梅竹马的女孩已为人妇，也许是昔日同学对自己的怜悯。
　　如果退伍军人一旦认为生活抛弃了他，他们的破坏力比没有从军的同龄人大得多，因为他们受过相应的训练，比如谢万礼当过侦察兵，和许三多有相同的经历。中国王朝时期，社会动乱中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很容易成为骨干。《明季北略》说：“流贼所由起，大约有六：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是也。”排前三位的都有从军经历，李自成、张献忠两位首领也是退伍军人。当然，历史不能简单地类比，但无论时代如何不一样，历史的教训应该值得我们警醒。
　　我们不能把谢万礼、崔英杰的悲剧仅仅看成个案。《士兵突击》的剧本原来有一个版本：许三多的引路人之一伍六一，退伍后拖着受伤的腿摆了个补鞋摊。因为太过于残酷，这个情节在电视里面被删掉了，退伍后的伍六一不再被提起。但被删掉的情节更符合真实的生活，看看摆摊的崔英杰就知道了。
　　电视剧本可以来回修改，而每一个人的人生路不可能从头再走，就如崔英杰、谢万礼。许三多的好运气，他的战友几人能有？更多的人像伍六一那样黯然回乡，甚至如谢万礼、崔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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