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句谚语说“性爱是穷人的晚餐”。意思不过是说贫穷的人们至少还可以用美好的性爱，来解除生理和精神的饥渴。然而，时至21世纪的今天，就连这样如此宽慰穷人的话语也要不免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据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潘绥铭教授带领36名研究员，历时一年，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对全国城乡60个地方的3824位20岁到64岁男女的性生活状况进行了了解。这份调查提出了令人震惊的情况：在他们调查的已婚或同居的男女中，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竟然超过了四分之一（28．7％）；在最近的一年里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甚至还有6．2％的比例。而据美国最新的统计，性生活在20多岁的青年夫妻中是平均每周三四次；在30岁以上的人中是每周大约两次；50岁以后的人才会降为每周一次。
　　另外调查结果还指出，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性生活是最少的，与农村人相差无几，而县城里的人们，性生活却最多。潘教授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是大城市的生活更加紧张繁忙，自下而上压力过大，使得人们投入性生活的兴趣、动力和精力都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而县城的生活相对安逸，性生活自然较多。二是城市越大，已婚或同居的人们之间的爱情反而越少。
　　看过这样的报道，我们可以注意到，显然此项调查的对象是以普通群众为主的，而不是社会富有阶层与精英分子——事实上，这部分人的性生活状况则代表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向：泛滥。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们以为此项调查说明的不过是城乡普通老百姓的性生活状况，也即我们所谓的穷人的性生活状况。
　　性生活毫无疑问地属于人类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性生活首先具有生殖的功能，也就是人类的自我生产的功能；性生活其次是具有愉悦的功能，满足人类生理和精神欲望。自古以来的一个规律便是，无产者都是更注重前者的；而有产者更注重后者。
　　中国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说明中国人强调生殖繁衍后代的重要性。而事实上，中国的统治者、有产者，也从来没有忽视过性生活的愉悦功能。所谓“三宫六院”、“三千粉黛”、“纳妾”、“讨小老婆”、“养外室”等，无不都是旧时中国统治者、有钱人最擅长的游戏。恐怕真正忽视性生活愉悦功能的只是那些疾苦的百姓、穷人。中国还有一句俗语叫作“饱暖思淫欲”。几千年的中国穷人始终是在为温饱活斗争着、挣扎着，又怎么会真正懂得享受性生活的快乐呢，所以他们娶妻是为了生子，结婚是为了传代。
　　令我们欣喜的是，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了。如今，恐怕任何生理和心理健康的人都有机会尝试和享受性生活的快乐了。相反性生活的生殖功能正被文明的现代人一点一点忘记掉。近来年出现的“丁克”家庭，结婚后不要孩子，长期保持二人世界，便是这一现象的很好证明。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为潘绥铭教授主持的调查活动的结果表示震惊和担忧。如果生理和心理都非常健康的人群，性生活数量如此少，少到如调查所显示的程度，至少说明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存在着问题，而且也间接证明了有社会因素影响到了这一群体的生活。特别是调查结果所显示的“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性生活是最少的，与农村人相差无几”的情况，已经明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群体人员的社会属性：即工作在大城市的普通人及农民。
　　众所周知，今天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尤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太累”，是如今许多城市中青年人的口头禅。工作、就学、医疗、考试、提职、加薪、住房、恋爱、结婚、社交等等所有这些人生的关口，都需要殚精竭力、周密安排，不能有丝毫的闪失。所以大城市人，无论肉体还是精神，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样的话，他们疲惫的身心还多少精力和兴趣花费到性生活方面？
　　至于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更需要为自己的衣食而奋斗。尽管我国今天的农民多数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向小康生活迈进，但活得也实在不轻松。“太苦”，是今天不少农民的真实感受。因此，他们的性生活状况不理想更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说到底，我们以为潘绥铭教授主持的调查活动的结果，最终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于人类性生活的影响。美国人的性生活情况，为什么恰好与我们的情况形成对照？这恐怕才是我们为之震惊和担忧的原因之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但毕竟尚属于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距离尚十分遥远。特别是我国广大城乡的普通老百姓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目前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起来。我们过去曾经认为的“贫穷的经济生活基础上也会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想法，今天看来是显然是违反常识的、错误的。没有物质条件作保障，精神生活本身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性生活的道理亦如此，拥有了丰盛的“物质晚餐”，就不难拥有美好的“性爱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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